反映毛泽东开展5县农民运动考察的油画《好得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贺威

【铭刻】

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专程实地考察农民运动，并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的继续发展。

【追寻】

渌水河畔，醴陵市东正街30号，红墙黛瓦的先农坛，在冬日阳光和蓝天的映衬下更显庄重威严。

沿着窄窄的木楼梯，登上先农坛正殿二楼，来到一间地上摆放着长凳、墙上挂着马灯的房间。时间回到94年前。1927年1月28日晚上，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五，天寒地冻。马灯照亮房间，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全县农运干部调查会，听取各地汇报，赞扬了农民的革命行动，痛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毁谤。

醴陵是毛泽东开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第四站。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提着装有笔记本的袋子，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开展实地考察。

当时，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破坏诋毁，也遭到了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农民运动到底好还是不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用事实回击和驳斥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开启了此次行走5县、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的“新春走基层”。

考察中，毛泽东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亲眼看到，农民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泥腿子们第一次当家作主，农村大地出现了新气象。毛泽东被湖南农民的革命热情深深感染，尤其是贫农“简直很迫切的要进行别一个革命”，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称，KMT（国民党的英文简写）更不待说。”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毛泽东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他由衷地为他们欢呼：“好得很!”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省委党史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朱柏林认为：“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从1927年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全省农会会员人数空前增长，至1927年4月，会员总数就达518万人，占全国半数以上。

【感言】

毛泽东在90多年前就用实际行动践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原则。他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写成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为革命指明方向。时至今日，调查研究仍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