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传公祠始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耿氏第十二代传人耿大传所建，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56平方米，进深33米，面阔71.4米，共有三进八十一间。醴陵市人民政府在2009年将其纳入醴陵市革命文物保护规划之列，2014年12月被公布为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2月被公布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耿传公祠历经百年沧桑，因年久失修，损毁十分严重。醴陵市人民政府在2013年根据《耿氏三修族谱》上留存下来的祠堂原貌图，进行了一次全面维修，完全恢复了它的历史风貌。并将其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研学基地”。

耿传公祠内现设有《将军外交家的风采——耿飚生平业绩陈列》《耿传公祠文化陈列》和《留住乡村的记忆——醴陵农耕实物展》，将红色文化、祠堂文化和农耕文化三者有机结合，形象地展示了“红色醴陵”、“绿色醴陵”、“古色醴陵”的深厚底蕴。

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同志是耿氏的第十八代传人。当年由于耿飚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好在耿飚宗亲的照顾下借居在耿传公祠，同时兼顾祠堂洒扫、房屋维修和香烛管理等事务。1909年8月26日子夜，耿飚在此出生，后来还在这里读了两年私塾。由于成绩优秀，曾连续两年获得祠堂奖励的“优学花红”。

四平打赌

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期间，耿飚在刚刚组建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担任副参谋长一职，这个军调部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为了解决国共两党军事冲突问题而设立的，是由国共两党代表和美国的代表三方面组成的。当时，军调处先后派出了29个停战小组，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各个地方进行调停。耿飚所在的第二十八小组被派往四平街进行调停工作。但实际上国民党方面并无调停诚意，所以处处阻挠停战小组的行动，致使停战小组根本到不了前线，自然也就无法真正起到调停的作用。

当时驻守四平的国民党最高长官陈明仁也是醴陵人，他的老家离耿飚的老家相隔不到二十里路，所以他口口声声称耿飚为同乡。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陈明仁在铁岭软禁了耿飚，但是表面上对耿飚还算客气。一进四平，他还举办了个宴会欢迎耿飚的停战小组。晚上，他还以聊天为由，拉着耿飚和他睡在一个床上。

那一夜耿飚根本没有睡觉，双方谈话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陈明仁吹捧国民党的生活好。他说：“你看我们的生活有多好，吃的是洋面，穿的是美国卡其。”耿飚就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全用外国货光荣啊？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搞自己的爱吹外国的？”

第二，陈明仁吹嘘他们打了胜仗，吹嘘国民党的前途“光明”。 他说：“两年以后，不到三年，我们一定消灭共产党。”耿飚驳斥他说：“你们虽然背信弃义，向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到处碰得鼻青脸肿。就拿四平之战来说，我们在以寡敌众的情势下，给了你们以沉重的打击，然后主动撤离，这难道能说是你们打胜了吗？至于说到内战的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三年，国民党一定失败。”陈明仁说：“你敢跟我打赌吗？”耿飚说：“行！”就这样，陈明仁和耿飚打了赌。这个赌，究竟谁胜谁负？以后的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过了三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中南地区胜利进军时，陈明仁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十二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以后又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一九五〇年初，耿飚调到外交部，准备出国去当大使。出国之前，耿飚请假回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家乡看看。二月份，耿飚回到醴陵，恰好陈明仁的部队就驻在醴陵。耿飚专门去拜访了陈明仁。陈明仁一见到耿飚就说：“四平的打赌，你赢了，我输了。”随后，陈明仁又举行了一个宴会欢迎耿飚。这次宴会和四平的宴会不同，四平的宴会参加者除耿飚几人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军官；而醴陵的这次宴会参加者都是我军的团以上干部。在宴会上，陈明仁向大家讲了他和耿飚在四平打赌的故事，在宴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耿飚与陈明仁两位将军在四平打赌的历史趣话，彰显了共产党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耿飚为什么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因为耿飚知道，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是非常得民心的。而民心的向背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败。得民心者必定得天下。民心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作为共产党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敢说真话的好大使

1969年，耿飚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当时，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耿飚却在当地却看到这样的现状：当我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竟向我国提出，要给他们每个农业社援助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他们织成布、做出成衣后，却硬要向中国返销，反过来赚中国的钱。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各地修了一万多个。我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的思考，他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了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此耿飚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他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耿飚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耿飚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耿飚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耿飚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他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乔冠华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耿飚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对耿飚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耿飚谈话时也提起写信的事。他告诉耿飚，毛主席看了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为什么敢说真话，敢反映真实情况？就在于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干部，是一个特命全权大使。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能够抛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大胆提笔向国内写信，如实反映情况。可以说，就是因为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初心，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使命，耿飚才敢于说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

耿飚之问

1991年7月，耿飚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耿飚随后召集省地县的干部做了一次谈话。他不批评、不责备，却心情十分深重地讲述了一件往事：“ 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准备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甚至连那个受害者的父母也来求情。受害者的父母和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在地，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他们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讲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而耿飚，已是老泪纵横。

这就是著名的“耿飚之问”。此问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此后，“耿飚之问”也就成了党员干部在处理干群关系时时常会想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时期，老百姓愿替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为什么在今天，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不一定还会这样做？这的确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深思。要想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共产党员就应该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做到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而你是否在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心里其实是有一杆秤的。所以，面对“耿飚之问”，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扪心自问。